古代打造兵器的過程

中國古代兵器制造 /來自中華網社區(qū) club.ch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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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 of weaponry in ancient China/來自中華網社區(qū) club.chin *** /

中國古代兵器萌芽于原始社會晚期，當時只是以石塊、竹木、骨角為原料，經砍削、打磨、烘烤，制成弓、箭、刀、矛、棍等。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為了適應對外進行戰(zhàn)爭和對內維護統(tǒng)治的需要，兵器制造一直是統(tǒng)治階級高度重視的官營手工業(yè)部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戰(zhàn)爭的發(fā)展,兵器制造技術不斷提高,生產規(guī)模日益擴大，管理體制逐步完備。它大體經歷了青銅兵器、鋼鐵兵器和火器3個發(fā)展階段。

青銅時代的兵器制造，中國的青銅兵器大約出現(xiàn)在原始社會末期。在甘肅省東鄉(xiāng)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距今約5000年的青銅小刀，是冶煉工藝尚處于將銅、錫、鉛礦石混合煉鑄青銅的初級階段的制品。這種工藝不易掌握青銅的成分配比。從商到西周，青銅器的鑄造技術發(fā)展到鼎盛時期，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青銅冶鑄作坊遺址有河南省的鄭州、安陽、洛陽,湖北省的盤龍城,江西省的清江、吳城等處，分布地域較廣。歷年出土的商朝青銅兵器數以萬計，主要有斧、鉞、戈、矛、刀、鏃、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陽市侯家莊的1004號商代墓中，出土銅戈72件，銅矛731件，銅胄141件。這時的冶煉工藝已經有了很大發(fā)展，它是先將礦石分別煉出銅、錫、鉛或鉛錫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煉，易于掌握青銅的成分配比，鑄造出的兵器形制復雜，紋飾精美，質地優(yōu)良。湖北省江陵縣出土的越王勾踐青銅劍（見彩圖[春秋時期越王勾踐青銅劍(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縣出土的吳王光青銅劍，都進行過表面處理，雖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紋清晰，光潔如新。湖南省長沙市、廣西省恭城縣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銅劍，還采用了高錫青銅與低錫青銅的復合材料，刃部含錫量高，堅硬；脊部含錫量低，柔韌,使得青銅劍剛柔相濟。到戰(zhàn)國初期,青銅冶鑄的規(guī)模和分布地區(qū)繼續(xù)擴大。湖北省隨縣戰(zhàn)國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群總重量達10噸，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鏃、矛等多種精美的銅兵器，數量達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時青銅鑄造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

在銅兵器發(fā)展的同時，戰(zhàn)車、戰(zhàn)船、弓箭、皮甲、櫓盾、云梯等采用了許多先進技術，也都得到了發(fā)展。成書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記》，集中反映了當時手工業(yè)技術的水平，比較完整地記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藝和規(guī)范，如對材料選擇、加工工藝、檢驗手段等都有科學的敘述。尤其是書中關于青銅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齊”規(guī)律，反映了人們已認識到鑄造兵器時，含錫量過低，兵器韌而不堅，殺傷力不大；含錫量過高，兵器硬而發(fā)脆，容易折斷。從而可自覺地掌握銅、錫、鉛的配比，制造出優(yōu)良的兵器。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關于合金性能與合金成分配比關系的科學總結。

鐵器時代的兵器制造 中國的人工冶鐵技術至遲在春秋時期就已發(fā)明。戰(zhàn)國之后，冶鐵技術不斷進步，促進了鐵兵器的發(fā)展。這些新技術集中表現(xiàn)為兩方面：①提高鐵兵器的硬度和韌性。湖南省長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鋼劍，已采用把塊煉鐵長時間滲碳、反復鍛打成塊煉滲碳鋼的技術，比鐵劍銳利而堅韌。河北省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戰(zhàn)國晚期的劍和戟，具有堅硬的高碳鋼刃部和堅韌的劍身，經鑒定是先用低碳鋼鍛打，再經表面滲碳和淬火處理而成的。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漢武帝時的鐵甲，甲片是用塊煉鐵經過滲碳、反復鍛打、退火、表面滲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豐臺區(qū)大葆臺西漢燕王墓出土的環(huán)首刀，采用了鑄鐵固體脫碳成鋼法，夾雜物質很少。漢朝流行一種“百煉鋼”技術，制出含碳量高、雜質少、組織均勻、耐腐蝕性好的優(yōu)質鋼。山東省蒼山縣出土的漢朝“卅”鋼環(huán)首刀,江蘇省徐州出土的漢朝“五十”鋼劍,日本奈良出土的東漢靈帝“百”鋼刀，都使用了“百煉鋼”技術。三國時期,鋼鐵熱處理技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太平御覽·兵部》引《蒲元傳》記載，蜀國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軟的漢水, 反映了中國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質量不同的水會影響淬火效果的科學道理《北齊書·方伎傳》記載,綦母懷文造宿鐵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種淬火冷卻介質，所造鋼刀鋒利異常，斬甲過三十札。②提高鐵兵器的生產能力。初期的塊煉鋼費工費時，產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銅鐵兵器并用。漢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鐵冶鑄、鑄鐵脫碳鋼、灌鋼、炒鋼等生產效率高、產品質量好的先進工藝，使鐵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滿城縣西漢劉勝墓中出土了用鋼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鏃。東漢以后，青銅兵器終由鋼鐵兵器取代。

在鐵兵器發(fā)展的同時，其他種類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發(fā)展。出土于陜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青銅劍和箭鏃,有的表面有鉻鹽氧化層,起了良好的防蝕作用。滿城漢墓出土用灰口鐵鑄成的戰(zhàn)車上的鐵軸瓦，具有較高的耐磨性和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戰(zhàn)車的性能。漢朝造船技術已趨成熟，所造樓船高大雄偉，艙室多達4層,是當時水軍的主要戰(zhàn)艦，櫓、帆等先進船舶技術也出現(xiàn)了。漢朝造弩最盛，弩機望山上標有刻度，用以瞄準。東漢制造彈射力更強的床弩。三國時，諸葛亮改進連弩，“一弩十矢俱發(fā)”，提高了發(fā)射速度。利用杠桿原理的（即拋石機），從春秋到唐朝始終為攻防戰(zhàn)的遠射利器。官渡之戰(zhàn)時，曹操令造車，號“霹靂車”，提高了的機動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發(fā)射的重型。南北朝時，石油開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現(xiàn)后的兵器制造 據文獻記載,10世紀時,火藥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發(fā)展，先后出現(xiàn)了燃燒、爆炸、射擊火器，表明了火藥制造技術的不斷改進和提高。早期的火藥成分較雜，硝的比重也不大。成書于宋慶歷四年(1044)的官修《武經總要》記載的 3個 *** ，成分多達十幾種，硝與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間，主要起燃燒及發(fā)煙、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藥只保留了3種基本成分,如在陜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銅手銃中殘存的一些黑火藥，經化驗只含有硝石、硫黃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龍神器陣法》，記載了十幾種3成分 *** ,可根據引燃、發(fā)射、爆炸、噴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種火藥，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藥的標準配比（硝75％、硫10％、炭15％）。明萬歷年間，趙士楨在《神器譜》中，記述了制火藥時，用蘿卜、蛋清提純硝的 *** ，強調了火藥的顆粒要細而均勻，“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認識到火藥燃燒速度與火藥顆粒大小的密切關系。隨著火藥性能的改進，火器制造水平不斷提高?！渡衿髯V》記載明末制鳥銃，用熟鐵打造法，質韌而堅。制銃管時，采用鉆孔的先進工藝，技術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之一次記述了以口徑為基數確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數據，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學依據，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據。

宋和明是火器生產的兩個 *** 時期。北宋時，組織了火藥兵器的成批生產，京師開封（今河南開封）設有廣備攻城作，擁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組成，火藥作為首。南宋時，在一些軍事重鎮(zhèn)都設有火器制造工場，生產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在兩年三個月內“創(chuàng)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參閱《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擊金軍、元軍已離不開火器。元末明初時,火銃有很大的發(fā)展，從銅鑄到鐵鑄,從小型到大型,從零星生產到大批生產。明初40年內，僅生產“天字”、“勝字”、“功字”、“英字”火銃即達13萬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種猛增，茅元儀輯《武備志》（1621年初刊）就收錄有15大類、近200種火器。

在近代槍炮出現(xiàn)之前，火器的戰(zhàn)術性能還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終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斷改進和發(fā)展。宋初,設有弓弩院,兵匠達1042人，“歲造弓弩、箭鏃等凡千六百五十余萬”（《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設南北造箭庫、弓弩造箭院等，工匠達1071人，“戎具精勁，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張發(fā)，一次射箭數十支,遠達300步(約合465米)。宋神宗時,李宏進獻的“神臂弓”,1人發(fā)射，遠及240步（約合372米），“施于軍事，實有奇功”。后韓世忠又加以改進，制成“克敵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約合558米）”,可以貫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術又有發(fā)展，經反復鍛打而成的“蟠鋼劍”，雜質極少，組織致密，因而剛柔相濟，不僅削鐵如泥，且可屈之如鉤,縱之復直,有良好的彈性。邊疆少數民族用冷鍛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鏡，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夢溪筆談》）。宋朝使用很廣泛，開禧三年(1207)，金軍攻擊襄陽（今屬湖北?。褂们в嘧鶔伾浠鹌?。元至元十年(1273)，元軍攻襄陽，用 *** 人亦思馬因制，稱“ *** ”，利用重力下墜拋擲石彈，重達150斤。宋元時,造船技術發(fā)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戰(zhàn)船5000多艘。明初，鄭和下西洋，更大的船長達137米，舵桿長11.07米，張12帆，可運載上千人，是世界公認的當時優(yōu)良的海船。在火器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機動力、打擊力和防護力的戰(zhàn)車也隨之發(fā)展，這種戰(zhàn)車四周圍有屏障,車中放置輕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戰(zhàn)中顯示了很大的優(yōu)越性。

中國古代兵器制造業(yè)的管理體制 早在春秋時期，國君已開始設官統(tǒng)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門?！犊脊び洝酚涊d，周王設“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jiān)百工”。戰(zhàn)國時期，兵器主要由各國府庫附屬的作坊制造，設造者、主造者、監(jiān)造者三級管理,兵器上常要題銘,以考核兵器的質量。秦由管理宮廷事務的少府掌管兵器 *** 。漢少府中有職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設鐵官49處，冶鑄兵器及農具。為了加強兵器的管理，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間若私鑄鐵器，要處“左趾”(用鐵鉗束住左趾)的刑罰。北周建德四年(575)置軍器監(jiān),首創(chuàng)在中央一級設置獨立的兵器制造業(yè)的管理機構。隋仍置少府監(jiān),領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轄甲鎧署、弓弩署。唐卻承繼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設軍器監(jiān),領甲坊署、弩坊署。據唐官修的《唐六典》記載，國家有制造兵器的統(tǒng)一標準。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鹽鐵使典領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王安石變法，仿唐制設軍器監(jiān)，總內外軍器之政，兵器制造大為改觀。南宋以后，開始由工部參與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軍器局、軍器監(jiān)、武備監(jiān)、武備寺、武備院等主管造兵，機構品級越提越高。各路設軍器人匠提舉司、軍器局，轄各州縣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雜造局等，造兵機構遍于全國。軍隊并帶有工匠，隨軍制造各種應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內府監(jiān)局主管，下轄軍器局、兵仗局、火藥局等，其中的盔甲廠、王恭廠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內務府分管造兵，設有武備院、八旗炮廠、八旗火藥廠等。嘉慶以后，火器制造處于停滯狀態(tài)。/來自中華網社區(qū) club.chin *** /

中國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象銅鐵冶煉的一些工藝技術要早于其他國家?guī)装倌辏鹚?、火器的發(fā)明和西傳更是中華民族對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著中國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停滯不前，中國古代兵器制造業(yè)也發(fā)展遲緩，到1840年之一次 *** 戰(zhàn)爭時，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中國古代兵器萌芽于原始社會晚期，當時只是以石塊、竹木、骨角為原料，經砍削、打磨、烘烤，制成弓、箭、刀、矛、棍等。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為了適應對外進行戰(zhàn)爭和對內維護統(tǒng)治的需要，兵器制造一直是統(tǒng)治階級高度重視的官營手工業(yè)部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戰(zhàn)爭的發(fā)展,兵器制造技術不斷提高,生產規(guī)模日益擴大，管理體制逐步完備。它大體經歷了青銅兵器、鋼鐵兵器和火器3個發(fā)展階段。 青銅時代的兵器制造 中國的青銅兵器大約出現(xiàn)在原始社會末期。在甘肅省東鄉(xiāng)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距今約5000年的青銅小刀，是冶煉工藝尚處于將銅、錫、鉛礦石混合煉鑄青銅的初級階段的制品。這種工藝不易掌握青銅的成分配比。從商到西周，青銅器的鑄造技術發(fā)展到鼎盛時期，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青銅冶鑄作坊遺址有河南省的鄭州、安陽、洛陽,湖北省的盤龍城,江西省的清江、吳城等處，分布地域較廣。歷年出土的商朝青銅兵器數以萬計，主要有斧、鉞、戈、矛、刀、鏃、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陽市侯家莊的1004號商代墓中，出土銅戈72件，銅矛731件，銅胄141件。這時的冶煉工藝已經有了很大發(fā)展，它是先將礦石分別煉出銅、錫、鉛或鉛錫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煉，易于掌握青銅的成分配比，鑄造出的兵器形制復雜，紋飾精美，質地優(yōu)良。湖北省江陵縣出土的越王勾踐青銅劍（見彩圖[春秋時期越王勾踐青銅劍(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縣出土的吳王光青銅劍，都進行過表面處理，雖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紋清晰，光潔如新。湖南省長沙市、廣西省恭城縣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銅劍，還采用了高錫青銅與低錫青銅的復合材料，刃部含錫量高，堅硬；脊部含錫量低，柔韌,使得青銅劍剛柔相濟。到戰(zhàn)國初期,青銅冶鑄的規(guī)模和分布地區(qū)繼續(xù)擴大。湖北省隨縣戰(zhàn)國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群總重量達10噸，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鏃、矛等多種精美的銅兵器，數量達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時青銅鑄造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 在銅兵器發(fā)展的同時，戰(zhàn)車、戰(zhàn)船、弓箭、皮甲、櫓盾、云梯等采用了許多先進技術，也都得到了發(fā)展。成書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記》，集中反映了當時手工業(yè)技術的水平，比較完整地記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藝和規(guī)范，如對材料選擇、加工工藝、檢驗手段等都有科學的敘述。尤其是書中關于青銅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齊”規(guī)律，反映了人們已認識到鑄造兵器時，含錫量過低，兵器韌而不堅，殺傷力不大；含錫量過高，兵器硬而發(fā)脆，容易折斷。從而可自覺地掌握銅、錫、鉛的配比，制造出優(yōu)良的兵器。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關于合金性能與合金成分配比關系的科學總結。 鐵器時代的兵器制造 中國的人工冶鐵技術至遲在春秋時期就已發(fā)明。戰(zhàn)國之后，冶鐵技術不斷進步，促進了鐵兵器的發(fā)展。這些新技術集中表現(xiàn)為兩方面：①提高鐵兵器的硬度和韌性。湖南省長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鋼劍，已采用把塊煉鐵長時間滲碳、反復鍛打成塊煉滲碳鋼的技術，比鐵劍銳利而堅韌。河北省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戰(zhàn)國晚期的劍和戟，具有堅硬的高碳鋼刃部和堅韌的劍身，經鑒定是先用低碳鋼鍛打，再經表面滲碳和淬火處理而成的。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漢武帝時的鐵甲，甲片是用塊煉鐵經過滲碳、反復鍛打、退火、表面滲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豐臺區(qū)大葆臺西漢燕王墓出土的環(huán)首刀，采用了鑄鐵固體脫碳成鋼法，夾雜物質很少。漢朝流行一種“百煉鋼”技術，制出含碳量高、雜質少、組織均勻、耐腐蝕性好的優(yōu)質鋼。山東省蒼山縣出土的漢朝“卅”鋼環(huán)首刀,江蘇省徐州出土的漢朝“五十”鋼劍,日本奈良出土的東漢靈帝“百”鋼刀，都使用了“百煉鋼”技術。三國時期,鋼鐵熱處理技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太平御覽·兵部》引《蒲元傳》記載，蜀國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軟的漢水, 反映了中國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質量不同的水會影響淬火效果的科學道理《北齊書·方伎傳》記載,綦母懷文造宿鐵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種淬火冷卻介質，所造鋼刀鋒利異常，斬甲過三十札。②提高鐵兵器的生產能力。初期的塊煉鋼費工費時，產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銅鐵兵器并用。漢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鐵冶鑄、鑄鐵脫碳鋼、灌鋼、炒鋼等生產效率高、產品質量好的先進工藝，使鐵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滿城縣西漢劉勝墓中出土了用鋼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鏃。東漢以后，青銅兵器終由鋼鐵兵器取代。 在鐵兵器發(fā)展的同時，其他種類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發(fā)展。出土于陜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青銅劍和箭鏃,有的表面有鉻鹽氧化層,起了良好的防蝕作用。滿城漢墓出土用灰口鐵鑄成的戰(zhàn)車上的鐵軸瓦，具有較高的耐磨性和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戰(zhàn)車的性能。漢朝造船技術已趨成熟，所造樓船高大雄偉，艙室多達4層,是當時水軍的主要戰(zhàn)艦，櫓、帆等先進船舶技術也出現(xiàn)了。漢朝造弩最盛，弩機望山上標有刻度，用以瞄準。東漢制造彈射力更強的床弩。三國時，諸葛亮改進連弩，“一弩十矢俱發(fā)”，提高了發(fā)射速度。利用杠桿原理的（即拋石機），從春秋到唐朝始終為攻防戰(zhàn)的遠射利器。官渡之戰(zhàn)時，曹操令造車，號“霹靂車”，提高了的機動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發(fā)射的重型。南北朝時，石油開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現(xiàn)后的兵器制造 據文獻記載,10世紀時,火藥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發(fā)展，先后出現(xiàn)了燃燒、爆炸、射擊火器，表明了火藥制造技術的不斷改進和提高。早期的火藥成分較雜，硝的比重也不大。成書于宋慶歷四年(1044)的官修《武經總要》記載的 3個 *** ，成分多達十幾種，硝與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間，主要起燃燒及發(fā)煙、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藥只保留了3種基本成分,如在陜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銅手銃中殘存的一些黑火藥，經化驗只含有硝石、硫黃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龍神器陣法》，記載了十幾種3成分 *** ,可根據引燃、發(fā)射、爆炸、噴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種火藥，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藥的標準配比（硝75％、硫10％、炭15％）。明萬歷年間，趙士楨在《神器譜》中，記述了制火藥時，用蘿卜、蛋清提純硝的 *** ，強調了火藥的顆粒要細而均勻，“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認識到火藥燃燒速度與火藥顆粒大小的密切關系。隨著火藥性能的改進，火器制造水平不斷提高。《神器譜》記載明末制鳥銃，用熟鐵打造法，質韌而堅。制銃管時，采用鉆孔的先進工藝，技術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之一次記述了以口徑為基數確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數據，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學依據，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據。 宋和明是火器生產的兩個 *** 時期。北宋時，組織了火藥兵器的成批生產，京師開封（今河南開封）設有廣備攻城作，擁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組成，火藥作為首。南宋時，在一些軍事重鎮(zhèn)都設有火器制造工場，生產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在兩年三個月內“創(chuàng)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參閱《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擊金軍、元軍已離不開火器。元末明初時,火銃有很大的發(fā)展，從銅鑄到鐵鑄,從小型到大型,從零星生產到大批生產。明初40年內，僅生產“天字”、“勝字”、“功字”、“英字”火銃即達13萬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種猛增，茅元儀輯《武備志》（1621年初刊）就收錄有15大類、近200種火器。 在近代槍炮出現(xiàn)之前，火器的戰(zhàn)術性能還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終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斷改進和發(fā)展。宋初,設有弓弩院,兵匠達1042人，“歲造弓弩、箭鏃等凡千六百五十余萬”（《玉?！肪硪晃逡唬?。后又設南北造箭庫、弓弩造箭院等，工匠達1071人，“戎具精勁，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張發(fā)，一次射箭數十支,遠達300步(約合465米)。宋神宗時,李宏進獻的“神臂弓”,1人發(fā)射，遠及240步（約合372米），“施于軍事，實有奇功”。后韓世忠又加以改進，制成“克敵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約合558米）”,可以貫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術又有發(fā)展，經反復鍛打而成的“蟠鋼劍”，雜質極少，組織致密，因而剛柔相濟，不僅削鐵如泥，且可屈之如鉤,縱之復直,有良好的彈性。邊疆少數民族用冷鍛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鏡，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夢溪筆談》）。宋朝使用很廣泛，開禧三年(1207)，金軍攻擊襄陽（今屬湖北?。褂们в嘧鶔伾浠鹌?。元至元十年(1273)，元軍攻襄陽，用 *** 人亦思馬因制，稱“ *** ”，利用重力下墜拋擲石彈，重達150斤。宋元時,造船技術發(fā)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戰(zhàn)船5000多艘。明初，鄭和下西洋，更大的船長達137米，舵桿長11.07米，張12帆，可運載上千人，是世界公認的當時優(yōu)良的海船。在火器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機動力、打擊力和防護力的戰(zhàn)車也隨之發(fā)展，這種戰(zhàn)車四周圍有屏障,車中放置輕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戰(zhàn)中顯示了很大的優(yōu)越性。 中國古代兵器制造業(yè)的管理體制 早在春秋時期，國君已開始設官統(tǒng)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門?！犊脊び洝酚涊d，周王設“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jiān)百工”。戰(zhàn)國時期，兵器主要由各國府庫附屬的作坊制造，設造者、主造者、監(jiān)造者三級管理,兵器上常要題銘,以考核兵器的質量。秦由管理宮廷事務的少府掌管兵器 *** 。漢少府中有職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設鐵官49處，冶鑄兵器及農具。為了加強兵器的管理，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間若私鑄鐵器，要處“左趾”(用鐵鉗束住左趾)的刑罰。北周建德四年(575)置軍器監(jiān),首創(chuàng)在中央一級設置獨立的兵器制造業(yè)的管理機構。隋仍置少府監(jiān),領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轄甲鎧署、弓弩署。唐卻承繼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設軍器監(jiān),領甲坊署、弩坊署。據唐官修的《唐六典》記載，國家有制造兵器的統(tǒng)一標準。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鹽鐵使典領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王安石變法，仿唐制設軍器監(jiān)，總內外軍器之政，兵器制造大為改觀。南宋以后，開始由工部參與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軍器局、軍器監(jiān)、武備監(jiān)、武備寺、武備院等主管造兵，機構品級越提越高。各路設軍器人匠提舉司、軍器局，轄各州縣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雜造局等，造兵機構遍于全國。軍隊并帶有工匠，隨軍制造各種應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內府監(jiān)局主管，下轄軍器局、兵仗局、火藥局等，其中的盔甲廠、王恭廠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內務府分管造兵，設有武備院、八旗炮廠、八旗火藥廠等。嘉慶以后，火器制造處于停滯狀態(tài)。 中國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象銅鐵冶煉的一些工藝技術要早于其他國家?guī)装倌辏鹚?、火器的發(fā)明和西傳更是中華民族對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著中國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停滯不前，中國古代兵器制造業(yè)也發(fā)展遲緩，到1840年之一次 *** 戰(zhàn)爭時，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潘”姓的由來

百家姓中，潘姓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姓氏。史傳商朝時，舜的后代在潘地建立潘子國，子孫以國為氏，因舜姓姚，故稱姚姓潘國。至商朝末期，周武王滅商，將潘地封與其弟畢公高之季子季孫，他們也以潘地為姓，是為姬姓潘國。兩姓潘國由于勢弱國小，均不見于經傳。據史料記載，春秋時楚國占領潘國，封為邑，子孫以潘為姓，即羋姓潘氏。楚國公子商臣之師潘崇為羋姓潘氏之始祖，今潘氏人群主要由羋姓潘氏組成。

除此之外，賜姓為潘、外姓改潘以及少數民族被漢族同化改為潘姓，也是潘姓由來的重要途徑。

一、潘姓遷變

歷史上潘姓并無大的變遷，先秦時期，潘姓最初活躍于陜西、河南、山西和湖北地區(qū)。唐朝以后，潘姓向甘肅、河北及山東等地發(fā)展。潘姓在南方的發(fā)展主要集中在中原兩次南下移民福建之時。

潘姓自立姓以來，名人不絕于史書，堪稱濟濟多士。古代有東漢尚書左丞潘勖，三國時代東吳名將潘、潘璋，西晉文學家潘岳、潘尼，北宋名將潘美，明文學家潘之恒，明清思想家潘平格等。而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上，潘氏家族更是名人輩出，如：著名心理學家潘菽、畫家兼美術教育家潘天壽、京劇演員潘心源、著名女畫家兼雕塑家潘玉良、哲學家潘梓年、社會和人口學家潘光旦和中國 *** 的先驅潘漢年等。

二、潘姓名人

風流才子潘安

潘岳，又名潘安，字安仁，西晉文學家，滎陽中牟(今屬河南)人。曾任河陽令、著作郎、給事黃門侍郎等職。長于詩賦，尤善哀誄之文，辭藻華麗，與陸機齊名，并有“陸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贊語。在晉代文學史上，他與潘尼并稱“兩潘”。潘岳的詩賦和誄作主要收集在《潘黃門集》中，其中詩歌有《悼亡詩三首》、《河陽縣作詩》二首等，賦有《秋興賦》、《閑居賦》等。

潘岳的仕途并不平坦，曾因作《籍田賦》而招致忌恨，滯官不遷達10年之久。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前后，回到洛陽。在這一時間，他經常參與依附賈謐的文人集團“二十四友”之游，是其中的首要人物。

沈石溪的作品

沈石溪

簡介： 沈石溪，原名：沈一鳴。上海人，生于1952年10月，漢族。 *** 黨員。大專文化。職稱文學創(chuàng)作2級。1982年10月加入省作協(xié)，1985年9月加入中國作協(xié)。 生于上海亭子間。從小體弱多病，與各種體育獎杯無緣。1969年初中畢業(yè)赴西雙版納傣族村寨插隊落戶。會捉魚會蓋房會犁田會栽秧。當過水電站民工、山村男教師。1975年應征入伍，官拜宣傳股長。在云南邊疆生活了18年，娶一妻，生一子。1992年調任 *** 創(chuàng)作室。擅長寫動物小說，努力筆耕，以養(yǎng)家糊口盡男人之天職。

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云南作協(xié)理事。1952年10月生于上海，1969年赴云南西雙版納傣族村寨插隊落戶。1972年調當地山區(qū)小學當教員。1975年當兵。1980年開始從事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1985年考入 *** 藝術學院文學系?，F(xiàn)為 *** 政治部創(chuàng)作室專業(yè)創(chuàng)作員，被譽為“中國動物小說大王”。小說《圣火》獲1990年世界兒童文學和平獎。《第七條獵狗》獲中國作協(xié)首屆兒童文學作品獎。《一只獵雕的遭遇》獲中國作協(xié)第二屆全國兒童文學優(yōu)秀作品獎。 《斑羚飛渡》一文榮獲人民文學出版社首屆《中華文學選刊》獎，臺灣兒童文學學會、《民生報》、《國語日報》、《兒童日報》、《幼師少年月刊》

主要作品及簡介：

《第七條獵狗》，小說集。1985年1月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8萬，印數112000。共收作者8個短篇，以西雙版納熱帶雨林為背景，講述人與動物的恩恩怨怨。

《退役軍犬黃狐》，中篇小說。1988年6月由云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5萬，印數3000。立過戰(zhàn)功的軍犬黃狐被宣布退役了，它向往戰(zhàn)斗生活，偷偷溜回哨所前線，在收復者陰山的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

《一只獵雕的遭遇》，長篇小說。1990年10月由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6萬，印數5000。一只獵雕，被主人拋棄，先當誘雕誘騙同類，又當種雕傳宗接代，最后逃離人類，在弱肉強食的叢林里奮斗拼搏。

《狼王夢》，長篇小說。1990年11月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0萬，印數40000?；脑豪牵┥浇鸬?。用狼血寫就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動物小說。

《獵狐》，中篇小說。1991年2月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9萬，印數10000。該書是作者的少年小說集。描寫八十年代少年的追求和苦惱，反映他們身上傳統(tǒng)道德觀念同現(xiàn)代意識之間的摩擦和碰撞。

《盲孩與棄狗》，長篇小說。1992年3月由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5萬，印數1600。一位在邊疆插隊的女知青為了返城，拋下男嬰。男孩長大后，雙目失明，在一條被拋棄的狗的幫助下到昆明尋找母親。

《沈石溪動物小說自選集》，小說集。1992年6月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字數25萬，印數3000。共收作者16篇中短篇動物小說，描寫16中野生動物的生態(tài)習性。

《圣火——沈石溪獲獎作品集》，小說集。1992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字數20萬，印數3000。收錄作者1980年——1991年兒童文學和 *** 學所有獲獎小說，共12個中短篇，其中有軍事題材中短篇小說《戰(zhàn)爭與女人》。

《老鹿王哈克》，小說集。由臺北國際少年村出版。字數13萬，印數3000。收錄作者6個動物中篇小說，以動物視角觀察生命世界，跳出人與動物恩怨圈，展示沒有人類參與的動物世界的生存狀。

《殘狼灰滿》，中篇小說。1994年9月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7萬，印數10000。大公狼灰滿的兩條腿殘了，但它不甘沉淪，向往著曾經屬于它的狼酋寶座，終于有一天，狼群中出現(xiàn)了罕見的雙體狼。

《象王淚》，小說集。1994年10月由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4萬，印數10300。這是一部由3個中篇連綴而成的寫大象生活的長卷，展示野生象群的生存奧妙。

《紅奶羊》，長篇小說。1994年12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數15萬，印數11000。母狼蓓蓓難產死了，公狼黑電捉到一只紅奶羊來充當奶媽撫育狼崽，吃羊奶長大的狼崽長成一個會學羊叫的怪狼。

《再被狐貍騙一次》，小說集。1995年11月由臺北《民生報》出版公司出版。字數7萬，印數4000。收錄作者9個短篇小說。以知青為視角，在鄉(xiāng)村艱苦生活中，人與動物互相慰藉，互相依存。

《保姆蟒》，小說集。1995年12月由臺北《民生報》出版公司出版。字數7萬，印數4000。收錄作者9個短篇小說。西雙版納密林中，“知青”出身的獵人所寫的狩獵筆記，緊張、 *** 、生動、有趣。

《瘋羊血頂兒》，長篇小說。1995年12月由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4萬，印數10000。它一出生就目睹母羊被狼咬死，母羊血濺在它的額頭，因此起名血頂兒。它伺機找狼復仇，卻被羊群視為瘋羊。

《混血豺王》，長篇小說。1996年1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數28萬，印數9000。獵狗洛嘎在追獵中和母豺達維婭結合，生下混血豺白眉兒。雖有狗與豺的雜交優(yōu)勢，卻無法在豺群和人類社會立足。

《野豬囚犯》，小說集。1996年8月由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9萬，印數5000。共收錄作者15篇作品。為該社編輯“新時期兒童文學名家作品選”中的一本。

《沈石溪動物故事系列》，小說集。1996年9月由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40萬，印數10000。共收錄作者25個中短篇動物故事，分4卷出版，每卷10萬字，除總書名外，每卷各用一篇作品名為書名。

《沈石溪動物小說文集》，文集。1997年7月由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共10卷。字數180萬，印數10000。共收錄作者從1980年至1997年全年動物小說?？倳?，每卷各有一書名。

《狼妻》，中篇小說。1997年9月由臺北國語日報出版中心出版。字數7萬，印數4000。動物學家歷險故事系列之一，收錄作者4個短篇，揭示野生動物生態(tài)習性，破譯野生動物行為密碼，扣問生命的終極意義。

《牧羊犬阿甲》，小說集。1997年10月由臺灣光復書局出版。字數8萬，印數2000。共收錄作者23篇作品。風格類似隨筆，記述原始森林各種動物的生存狀態(tài)。

《豺狼擁抱》，小說集。1998年2月由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字數13萬，印數5300。共收錄作者3部中篇小說。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不同種類的動物之間互相傾軋而又互相依傍共渡難關。

《當保姆的蟒蛇》，小說集。1998年7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數6萬，印數3000。收錄10個短篇小說，以之一人稱的手法，將人和動物放在同一檔次來考察，描寫人與動物復雜多變的感情糾葛。

《鳥奴》，中篇小說。1998年12月由臺北國語日報出版中心出版。字數6萬，印數2000。動物學家歷險故事系列之一，一對鷯哥為了躲避毒蛇侵襲，給天敵雕做奴隸，在屈辱中求生。

《沈石溪動物小說獲獎作品集》，小說集。1998年12月由云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共3卷。字數47萬，印數5000。收錄自1980年至今重要作品。

臺灣地理，臺灣和福建在古代是連為一體的嗎

史前時期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地理聯(lián)系，并非像現(xiàn)在這樣一片汪洋。在臺灣與大陸的海峽之間，曾經有遇“陸橋”，這座陸橋，就是學術界所稱的“東山陸橋”。漳州地區(qū)就是大陸與臺灣史前文明聯(lián)系的最近要點。

尤玉柱教授主編的《漳州史前文化》一書指出：“福建和臺灣兩省，隔海相望，史前時期兩地就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種密切的關系是由于它們有著相同的地理條件、相同的地質條件、史前時期多次連為一體，以及遠古人類通過陸橋頻繁來往諸因素所決定的。”“閩臺之間早期人類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東山陸橋’完成的。”

有關的海洋地質資料表明：臺灣屬于閩臺半島華夏古陸的一部分，從福建沿海到臺灣島，在史前時期多次成陸地而連為一體。由于喜馬拉雅山的造山運動和冰期影響，最遲在第三紀上新世時，臺灣和沿海島嶼曾與大陸相連。早更新世前期，由于地殼上升和氣候變冷，沿海地區(qū)發(fā)生海退，海岸線向海洋推進，這時，臺灣海峽海底露出水面，構成廣闊的大陸架平原，臺灣島和福建沿海島嶼成了大陸的一部分。早更新世后期，氣候轉暖，海面上升，這時海水進入臺灣海峽，臺灣與大陸分開。中更新世前期，又一次地殼上升和氣溫降低，發(fā)生海退，臺灣輿大陸再度相連。此后，地球氣候時暖時冷，海面時升時降，臺灣與大陸的連接和分開交替出現(xiàn)。末次冰期結束后，臺灣與大陸之間才由一彎海峽相連至今。

在末次冰期的最盛階段，約距今一萬六千年前后，漳州地區(qū)的沿海地帶曾出現(xiàn)一次較大海退。據有關學者研究，這次海退海平面比今約低一百一十公尺，是距今四萬年以來海平面降到更低的一次。當海平面降低的時候，遠古人便沿著露出水面的海峽陸地進入臺灣?？墒桥_灣海峽南北長達三百公里，哪個地段是最理想最便捷的由西至東的遷徙路線呢?這只要弄清臺灣海峽海底地貌便可明了。海峽北端，從閩江口至淡水距離僅二百公里，但由于海峽海底地貌是由南口逐漸向東北傾斜，到閩江口至淡水一線，地勢越來越低，水越來越深，“即使在冰期階段海水面下降，也難成為干地，而是一片廣闊的沼澤低地”，難以通過。海峽西南端，從廣東南澳島至高雄距離三百公里，路程偏遠，也非理想之途。而從東山經澎湖到臺南，有一片由更新世至全新世不同時期陸相沉積層形成的臺地，成為南海水域和東海海盆的分水嶺。這條分水嶺，就是現(xiàn)今水深約四十米，最淺處僅十米，由西至東橫亙海峽的淺灘——“東山陸橋”。據林觀得教授著《臺灣海峽海底地貌的探討》，現(xiàn)在東山陸橋在海平面之下四、五十米，幾萬年之前，古海面降至海平面以下一百三十米，東山陸橋那時露出海面九十米。這便是古時連通閩臺的文明之橋。

“東山陸橋”的西端，漳州地區(qū)的漳浦、云霄、東山、詔安沿海一帶，很可能就是遠古時期人類經“東山陸橋”進入臺灣的出發(fā)地。當陸橋成為陸地期間，陸橋上樹木叢生，河流交錯，許多古動物如野牛、古鹿、劍齒象、犀牛等，便成群結隊通過陸橋進入臺灣。古人類也沿著陸橋，手持石器，呼喊著飛奔進入臺灣。當他們在臺灣找到寬敞的洞穴，捕獵到美妙的野味，采摘到香甜的野果時，便在那里定居繁衍了。這就是臺灣最早的居民。

近些年來，臺灣海峽及其沿岸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一再證實“東山陸橋”的存在。兩岸學者曾在海峽底沉積中，找到古岸線標志、從陸架上流遇的古河道、淡水和陸生淡水生古生物種子標本等，為研究海峽曾是陸地提供了文物依據。特別是源自東山陸橋的“東山人”化石和地質時期中、晚更新世動物化石，以及漳州石器的考古發(fā)現(xiàn)，對于進一步肯定“東山陸橋”的學術觀點，具有非同尋常的作用。尤玉柱教授在關于“東山陸橋”的學術著述中說：“‘東山陸橋’這個隆起地帶，只要更新世時期氣候稍為變冷，就會露出為陸地。因此，‘東山陸橋’就成為史前時期人類往來閩臺之間的必經之地。漳州地區(qū)石制品和人骨化石的發(fā)現(xiàn)，進一步證實了‘東山陸橋’在閩臺關系中的重要作用，也證實了漳州地區(qū)在人類遷往臺灣過程中所起的橋頭堡作用。”

臺灣本島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有力地證實“東山陸橋”的存在。在臺灣的第四紀地層中，曾發(fā)掘許多哺乳動物化石，如東方劍齒象、劍齒虎、中國犀、古鹿、野牛、野豬等化石。這些都是同時期古漳州一帶乃至華南地區(qū)常見的古動物。臺灣的六十四種獸類、各種淡水魚類、植物類，大多與大陸同譜系區(qū)系。這些都說明臺灣和大陸本為同一古陸，本有陸地相通，動植物本是生存活動于同一圈層。“東山陸橋”正是古動物古植物跨越海峽的通途。臺灣臧振華教授在關于臺灣、澎湖史前文明考古報告中說，在迄今四至五千年期間，臺灣海峽出現(xiàn)海退期，又露出陸橋，陸橋“上面有淺灘、沼澤及河流……這時候臺灣海峽上的人群活動頗為頻繁。澎湖、臺灣，和大陸福建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之間經常有著交易往來。”臺南墾丁文化遺址發(fā)掘的陶片上，發(fā)現(xiàn)有稻谷印痕，說明這一時期大陸的稻作農業(yè)文明，已隨移民傳入臺灣。

對于“東山陸橋”的存在，世代以海為田，靠海吃海的東山漁民也深信不疑。閩南民間有古諺語說：“沉東京，浮福建”。東山、詔安和廣東南澳流行古諺云：“沉東京，浮南澳?！本褪侵负Ｆ矫嫔?，臺灣海峽的陸橋升為陸地和沒入海中交替出現(xiàn)的自然現(xiàn)象。東山漁民常年在海上捕魚作業(yè)，深知東山至澎湖海底的深淺。他們偶爾從這一帶淺灘上網起各種動物遺骨化石，包括人類骨頭化石，以及表面附著海生軟體動物外殼的陶瓷器，確信古時東京城就在這里沉陷，當然不會想到這里就是臺灣海峽海底地貌上的一條狹長臺地。按照漁民“遇骨收埋”和泛神崇拜的傳承風俗，撈到骨頭不能丟進海里，必須帶回陸地收埋。東山銅陵鎮(zhèn)東北面有一座專門收藏無主尸骨、祭祀孤魂野鬼的“萬福宮”。據東山縣博物館陳立群調查，“萬福宮”有好幾座骨骸倉庫。倉庫幾乎埋于地下，地面留一小門，倉滿后即用泥土封閉。倉庫里收藏著不少動物遺骨化石，有大象、水鹿、山羊、熊等。由此不難看出，“東山陸橋”確實存在；也可以推測，當古時“東山陸橋”露出海面時，人類和動物來往其上的景象。下面兩幅由尤玉柱教授繪制的“東山陸橋”示意圖和早期人類遷徙路線示意圖，對于我們了解古時“東山陸橋”人類活動情況，或許會更直觀些。

尤玉柱教授特別指出，大約在北回歸線至北緯二十五度之間，有一條人類化石和石器地點的密集帶?！斑@個密集帶西起云南元謀，經貴州、廣西、廣東到福建，然后越過臺灣海峽抵達臺灣島。”“早期人類以漳州地區(qū)的東山作為出發(fā)點，沿著東山陸橋這個淺灘，經澎湖列島到達臺灣島的臺南?！?/p>

二、“漳州人”與“東山人”

臺灣島內最早的人類，目前已知是距今二至三萬年前的“左鎮(zhèn)人”?！白箧?zhèn)人”化石自一九七0年首次發(fā)現(xiàn)以來，迄今已采集到顱骨碎塊七塊，牙齒二枚。經考古鑒定，首次采集到的標本，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子的一塊右側頂骨化石。其生活年代屬舊石器時代晚期。

由于臺灣島內沒有比“左鎮(zhèn)人”更早的古人類化石，更沒有古猿化石發(fā)現(xiàn)，所以可以肯定“左鎮(zhèn)人”是外來的。“左鎮(zhèn)人”來自何方?

臺灣東側，海底坡度以一比十急降，離岸二十公里處的海深達四千米。臺灣距離世界其它大陸的海面，遠遠超過到中國大陸的距離。即使在大冰期海面下降百多米，臺灣東側仍是深不可測的太平洋。二至三萬年前的人類絕不可能跨越它。所以，“左鎮(zhèn)人”的唯一來路是大陸。有關專家認為，福建當是“左鎮(zhèn)人”由大陸遷徙臺灣的必經之地，漳州地區(qū)應是史前人類通往臺灣的出發(fā)地。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0年，漳州地區(qū)分別發(fā)現(xiàn)屬于舊石器晚期的人類化石“東山人”和“漳州人”，為有關古人類途經福建進入臺灣的推斷，提供了科學根據。

“漳州人”為一左側脛骨化石，是漳州市文化局曾五岳先生在漳州市北郊采集到的。長一百三十一毫米，呈淺棕褐色，從脛骨較為粗大的特點看，可能屬男性成年個體，絕對年代距今一萬年左右。“東山人”系一右側肱骨化石，是東山縣博物館孫英龍先生等收集到的。長五十七點九毫米，呈淺灰色。絕對年代約距今一萬年左右。從斷面上觀察肱骨體后面的骨壁，可見一層黑色物質，說明化石埋藏于海底時，地層中的錳質侵入骨體。在肱骨體前外側面與前內側面交界的部位，保留有海生軟件動物附著的痕跡，說明化石出自海底。經過漫長的海底埋藏，化石才被東山漁民打撈出海，埋于東山銅陵鎮(zhèn)，一九八七年華福酒店施工中挖掘出土。此外，在福建境內發(fā)現(xiàn)的人類化石，是距今一萬年的清流縣狐貍洞人類牙齒化石。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認為，漳州地區(qū)人類化石的發(fā)現(xiàn)，對福建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雖然“漳州人”、“東山人”的絕對年代比“左鎮(zhèn)人”少一萬多年，然而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形態(tài)學的研究證明?！白箧?zhèn)人”的祖籍故土是在閩地，和“漳州人”、“東山人”是同祖共脈的族親?？脊艑W研究成果說明，我國華南是史前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qū)之一。漳州境內從龍海、漳浦到東山、云霄、詔安，六百多公里的海岸線，正好是這一地帶的東延部分，冰川時期與臺灣陸路相通。在出土“漳州人”化石的漳州北郊，已發(fā)現(xiàn)距今四至八萬年，屬地質時代晚更新世中期的石器， *** 石器的主人還有待人們去發(fā)掘。臺灣“左鎮(zhèn)人”和長濱文化的絕對年代均在一至三萬年前臺灣海峽處于冰期陸橋時代。臺灣考古人類學教授宋文熏先生曾經做出臺灣舊石器文化“一定是經由華南傳進的”推斷。漳州石器、“漳州人”和“東山人”等一系列重要發(fā)現(xiàn)，為這一推斷提供了實物左證。漳州北郊出土的凸刃刮削器，外形為橢圓之半，弧形邊緣均有由腹面向背面和背面向腹面的加工痕跡。整個器型與刃緣相對的另一側邊厚，而向刃處逐漸變薄，酷似一楔形。臺灣“長濱文化”中也有這種楔形石器，加工工藝如出一轍。特別是一些用較厚的小石片為素材加工的石器，更與“漳州文化”中的舟形石器相似。

根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振標先生對漳州地區(qū)更新世晚期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研究，漳州靠近北回歸線，大約在四萬年以來，我國南方地區(qū)呈現(xiàn)比較一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故有相同的哺乳動物群落。哺乳動物化石的組合表明，在更新世晚期，現(xiàn)在的福建、臺灣、廣東、廣西、浙江這一廣闊地域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基本相似，即影響這一地域人類體質發(fā)育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基本相似。因此，有理由推測福建的“清流人”、“漳州人”，廣西的“柳江人”，浙江的“建德人”和臺灣的“左鎮(zhèn)人”等等長江以南地區(qū)的晚期智人，在體質特征上基本相似，同屬一個體征類型。

“漳州人”、“東山人”與“左鎮(zhèn)人”，同屬一個人種——蒙古人種，人種特征同歸南部地區(qū)類型。據有關資料分析，遠古人類進入福建境內，大約在早期智人階段，即距今約二十萬年前。最早進入漳州境內的早期智人，可能是由廣東東部沿海丘陵地帶東向遷徙而來的，并經漫長的歲月在漳州發(fā)展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保持了我國南部地區(qū)類型人種的體征。以下是張振標先生根據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智人體征概況的分析，對“漳州人”、“東山人”人種特征的描繪：

他們的頭偏長且中等寬，整個頭形呈卵圓；從側面觀，眉脊較明顯、兩眉脊間較肥厚、顴弓較細弱、顴骨較粗壯且前突、額骨較傾斜、上頜齒槽部較前突(含頜型)；從前面觀，面部較短而寬、眼眶較低矮、鼻部略寬短、鼻梁稍凹陷等等，與“柳江人”、“左鎮(zhèn)人”的容貌基本相似。

臺灣的史前文化源于福建。從理論上講，漳州境內應該有比“左鎮(zhèn)人”更早的人類化石。我們有理由相信，漳州地區(qū)會有更多的人類化石和更豐富的舊石器文化遺存的發(fā)現(xiàn)，會為人們展示更多的史前閩臺人員往來和文化淵源的考古資料。

三、新石器文化遺址

距今約七、八千年前，我國母系氏族公社進入繁榮時期。這個時期即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漳州和臺灣相繼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遺物表明，這個時期(約距今三至七千年)九龍江流域及其沿海地區(qū)和臺灣島內文化已非常發(fā)達，而且有很多相似的特征。

漳州目前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遺址共五處，即漳州市郊的覆船山、龍海的萬寶山、漳浦的香山，東山的大帽山和詔安的臘州山等。臺灣已知的有五處：臺北市圓山、臺北縣大坌坑、臺東縣卑南巨石、高雄縣鳳鼻頭和澎湖良文港。

據考證，臺灣海峽在末次冰期結束后，由于全球性氣候轉暖，從距今八千五百年至一千二百年，至少發(fā)生六次海侵。每一次海侵，都導致古海面升高，海岸線變遷。這必然對漳臺沿海地區(qū)人類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漳州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屬貝丘遺址，而且都在濱海、江河下游或漳州平原的小丘上。它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時代漳州的地理條件、經濟形態(tài)和文化面貌。

“貝丘”，又稱“貝冢”，是古代人類以采拾軟件貝類和捕魚為生的一種原始文化遺存。漳州郊區(qū)的覆船山遺址，文化堆積層幾乎由單純的淡水貝類河蜆及少量淡水螺殼構成，遺物有陶片、貝殼、獸骨和石器等。這里高出九龍江河床三十米，為漳州平原九龍江邊一小孤丘，因形似覆船而得名。古人擇此為聚落居址，依山面江，捕魚撈貝為生，自有道理。詔安的臘州山遺址，三面環(huán)海，遺物以海生貝殼為主，共二十二種，而且多為潮間帶底棲類動物，反映了采貝是該遺址主人的主要經濟活動。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石器和陶片。石器以石錛為主，石斧、箭鏃少見。這種石器組合適合于漁獵為主的經濟生活。東山的大帽山遺址，西北為高聳的大帽山主峰，東臨寬闊的烏礁灣。遺址長二十四米，寬約二十米，文化層由貝殼堆積而成。遺物以貝殼最豐富，另有陶片、石器和脊椎動物遺骨等。經對貝殼殼體的初步鑒定，有海生貝類二十四種，海生蔓足類三種。這些海產，絕大多數生活在潮間帶的巖石、石縫中或泥沙灘里，說明當時居民的撈貝技術很發(fā)達。遺址的主人生活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正是全新世第四次海侵的高峰期。從發(fā)現(xiàn)的鹿、羊、豬和魚類遺骨看，狩獵和捕魚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龍海的萬寶山遺址，為平原上突起的山丘，距九龍江四公里，離海岸十五公里。文化層幾乎由大牡蠣殼和螺殼組成，遺物有陶片、石器等。牡蠣一般生活于潮間帶中、下區(qū)巖石上，說明這里曾有淺海存在。漳浦的香山遺址，西連丘陵地，東為低級的濱海平原。遺物有海生貝殼及陶片、石器等。從出土的貝殼看，螺、蛤、蚶和牡蠣，都是遺址主人的重要食物來源。

臺灣的新石器遺址，同樣具有鮮明的貝丘文化特色。尤以圓山文化和大坌坑文化更顯著。據考古證明，距今四千年左右，基隆河下游的臺北盆地和淡水河、新店溪下游沿岸，就有相當數量的人類。他們以捕魚、撈貝和狩獵為業(yè)，遺留下大量的貝殼和骨器。圓山文化地處基隆河南岸，貝冢文化層分布于遺址的西坡，厚達三至四米。遺物有蜆、螺、蛤、蚶等海產貝殼和石錛、石斧、網墜等石器。陶器有捺點紋、繩紋、網紋、圈紋紅陶和彩陶。從石器和陶器的形制看，捕魚撈貝是當時居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所以，圓山文化又被臺灣考古學家稱為“圓山貝?！?。大坌坑文化位于觀音山西北麓，淡水河口南岸。遺址分三層，中間一層實為圓山貝丘文化層。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等，為新石器中晚期文化。

我國母系氏族公社的繁榮時期，是從制造和使用磨制的新石器開始的。漳州發(fā)現(xiàn)的五處貝丘遺址和臺灣的圓山文化、大坌坑文化遺址，都留下石錛、石箭、石球、石餅、石斧等石器。這與濱海地區(qū)漁獵為主的經濟生活需要是相吻合的。這些石器多以硬度不高的細砂巖磨制，工藝比較粗糙，形制大致相似，器體普遍較小，具有古時沿海的地方風格。

制陶是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其主要代表是黑陶、彩陶和印紋陶。漳州和臺灣的新石器遺址，都有陶器發(fā)現(xiàn)，而且頗有特色，說明當時制陶技術比較發(fā)達。覆船山的夾砂紅陶和夾砂灰陶，有素面，也有曲線貝齒紋、籃紋等紋飾。范雪春在《漳州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文化》一文中認為：覆船山“陶器上的貝齒紋，與平潭殼坻頭遺址和臺灣大坌坑文化所出陶器上的貝齒紋極為相似，壓印的 *** 也相同。僅以陶器的特征看，覆船山遺址的文化內涵可能與平潭殼丘頭、金門富國墩和臺灣大坌坑文化的年代相當?！迸D州山遺址的制陶業(yè)，比覆船山遺址的制陶業(yè)明顯進步?！疤掌魃掀毡槭褂玫目虅澕y或指甲紋和貝齒紋，應該是從覆船山、富國墩等文化吸收繼承發(fā)展來的結果。”大帽山遺址的陶業(yè)，有一種器壁很薄的器具，燒制工藝很考究，酷似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陶器。有關龍山文化由北向南發(fā)展的文化事象，臺灣著名學者張光直教授稱之為“龍山形成期”。龍山文化對臺灣海峽地區(qū)新石器文化影響的程度，引起了兩岸學者的興趣和關注。

近年，隨著對臺灣海峽地區(qū)新石器時代陶文化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將眼光放到了對該地區(qū)諸文化相互影響和交流的探討上。范雪春的研究認為：覆船山陶文化，“與富國墩、殼丘頭，甚至臺灣的大坌坑類型文化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同一個人文化圈里的不同地方相……如果說覆船山與殼丘頭、富國墩以及臺灣大坌坑文化之關系，是屬于同一個文化圈里的不同地方相，那么這一文化類型的發(fā)源地，很可能在九龍江下游及沿海地區(qū)，而它的祖先則是‘漳州文化’?！?/p>

尤其是在澎湖良文港遺址，出土了繩紋土器片、赤色無紋土器片、硬質砂巖石斧斷片、砂巖磨制石器、彩陶器片及獸骨等文物，使陶器文化從大陸出發(fā)，經澎湖而傳入臺灣的論斷，再次得到證實。正如日本學者鹿野忠雄在《臺灣先史時代之文化層》一書中所云：“繩紋陶器，是從亞洲大陸直接傳入臺灣，而非自南方島嶼傳入者。”臺灣林再復教授也說：“吾人可以相信，我國大陸繩紋土器文化與澎湖繩紋土器文化、臺灣繩紋土器文化原屬于一體。更可推想，我國大陸本土與澎湖、臺灣西海岸三地間，在古代已有交通關系。并且澎湖因地理形勢，必先傳播我國大陸文化，然后再東傳進入臺灣。”

福建為什么叫“閩”?

因境內有福州、建州兩府，各取其首字而得名。

周代以后，這方水土的名稱歷經變易。

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設福建經略使才開始出現(xiàn)福建。福建自古稱“閩”，“閩”的意義就是門內供著一條蛇。

謝氏來源

謝姓主要有兩個來源：任姓和姜姓。傳說中任姓謝氏至少已有3500年的歷史了，在“夏商周”三代之際幾乎湮滅。姜姓謝氏已有2800年的歷史了，發(fā)源于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qū)金華東西謝營村，尊奉炎帝（姜姓）第六十三世申伯（西周末年）為得姓始祖。

謝姓最早活躍于河南南部。楚人滅申并遷謝姓族人于淮河上游，從此，謝姓族人開始了南遷的歷程，春秋時期，謝姓已經遷到山東、湖北、湖南等地。戰(zhàn)國時，擴展到四川和貴州并匯容到當地的少數民族。漢晉時謝姓已播遷到陜西、云南、貴州、江西、浙江等地。

三國至南北朝時，謝姓家族成了天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唐朝時，謝姓始入福建。到明朝開始進入廣東，并且發(fā)展到臺灣，成為東南地區(qū)的名氏大姓。

擴展資料：

謝姓，發(fā)源于河南，申被楚滅后，楚把謝姓人一部遷到淮河上、中游一帶，后又把其中部分再遷到今湖北武當山東南的荊山，楚國亡后，謝姓一部南遷瀟水流域，一部入重慶涪陵。

漢魏時期，原瀟水謝姓的謝夷吾發(fā)跡于會稽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一帶，后裔謝嫁女于孫權，使自己的家族變?yōu)榛视H國戚；而中原的謝纘與其子孫均顯貴于曹魏。

兩晉南北朝時期，以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謝衡為代表的謝姓人（謝纘后裔）從北方渡江南下，東山會稽派始祖謝衡遷會稽始寧，其子謝鯤遷豫章（今江西省南昌），謝鯤弟謝褒，因擔任會稽郯縣令而遷居郯縣（今浙江省嵊縣）。

這支謝姓顯貴于東晉南朝，僑居于江浙三吳，以謝安、謝石、謝玄、謝琰為代表，并且使得原分為南北的謝姓獲得了新的交流，同時陽夏還有一支謝姓遷康樂（今江西省萬載縣東），又有謝姓北上西遷至陜西馮翊郡，南遷居四川成都、彭水、云南永昌一帶。

隋唐五代時期的謝姓在以前的基礎上又有了較大發(fā)展，其中謝夷吾和謝纘的后代都在東南沿海地區(qū)或中原一帶進一步繁衍播遷，唐僖宗時，謝衡后人中還有一支遷江西寧都。宋時，有會稽山陰謝夷吾之后遷居福建長樂，以及嵊縣、上虞等地。

至元明清時，南方各省的謝姓人，發(fā)展勢頭遠遠超過北方，并誕生了許多知名人物和著名家庭，江西寧都的謝新（謝衡后裔）隨文天祥收復梅州后，任梅州令，謝新之子謝天佑，定居梅州福鄉(xiāng)，成為謝姓在閩、粵之地的開基始祖。

謝姓入臺，始于明末，同時也有謝姓人遷呂宋（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地，清同治年間，有廣東南海丹山的謝姓遷美國舊金山……，至此，謝姓人廣布全國各地。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謝姓